上世紀前葉，身處中日政治核心的戴季陶寫下了《日本論》，企圖將日本視為客觀研究對象，以自身的思索評判能力，解剖它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

刪繁就簡的二十四篇文章，追溯了日本皇權、武士道、財閥等社會階級的形成與本質，剖析時代大勢下日本軍國主義、封建制度的演進。幾篇對日本掌權人士的側寫，有驚人史實也有政治藝術。最後，戴評論這個「好美」民族的信仰與藝術生活，尋找它走向強盛的精神來源。《日本論》成為近代論日本的經典，地位媲美《菊花與劍》。

然而，不同於《菊》的西方視點與學術語言，戴季陶筆下的日本，還不是戰敗的研究對象。東京是當時中國政治人物趨之若鶩的寶地，袁世凱是抗日楷模，論武士道可以從《道德經》「君子重然諾」破題，評它是「民族的自畫自讚」也是優美的「生的奮鬥」。

對中國或台灣人而言，《日本論》的珍貴還在於它沒有中日戰爭後的憤怒觀點，也沒有五十年統治期的愛恨交織。它有孺慕、有批判，既不「哈日」也不「仇日」。這個中國第一等知日家談的是日本，心心念念的是大家能窮極思變。

《日本論》原意在引中國人認識日本人，它的理性與深度，最終也折服了無數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