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中國新時代比較文學研究中第一本具有扎實影響的著作，

作者在二十年來的教學研究中，不斷收集材料，全力重寫，

把考察時段上溯十九世紀，下及當代，

細繪出「未來-變化-變後之變」三階段大場面，

並且以這個大規模考察作背景，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中國的詩學，哲學，宗教，是美國詩現代轉型過程中的關鍵影響。

東方風與浪漫主義

東方風（orientalism）是19世紀浪漫主義的一大特色。雨果曾認為浪漫主義的東方熱可與文藝復興時代的希臘熱相比，此言與龐德認「中國為現代詩之希臘」正可對比。19世紀浪漫主義所指的東方，大抵是從埃及到印度的整個西亞中亞地區，尤其是阿拉伯和波斯，卻很少涉及遠東。18世紀末，英國著名東方學家，印歐語系語言學研究的創建者威廉·瓊斯爵士把那個時代的「東方文風」描寫為：「富於強烈的表現，比喻大膽，情感熾烈，語言色彩鮮麗，使描寫生動。」中近東文學，在歐洲人看來，是鮮豔、華麗、感情衝動而沉溺於幻想的，實際上這正是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詩人自身的典型文風，至少是他們所追求的文風。

19世紀式歐洲文學藝術東方風中的「日風」與「漢風」，至今文獻中用法文japonisme和chinoiserie表示，以與20世紀的遠東影響相區分。浪漫主義作為對工業革命後西歐社會現實的一種不滿和抗議，需要色彩鮮麗而情調浪漫的故事、環境、氣氛、情調和人物來代替倫敦的灰霧。中近東是歐洲自古代起就面對著的一塊奇異國土，它是受工業化的西方鄙視的落後地區，又是浪漫文學幻覺中的奇鄉。

兩種不同的中國興趣

19世紀中葉之前，美國詩壇對中國的興趣大都是應和西歐，是回聲之更遙遠的回聲。文獻中有一些零星散亂的提及，甚至有一些中國題材詩歌，很難說構成了一種文學現象。比較文學工作者對此只能做一些搜奇探幽的工作。

當時中國和美國直接交往幾等於零。中國的太平天國起事（1851-1864）與美國的南北戰爭（1861-1865）幾乎重疊。兩個民族都忙於內爭而無暇他顧，剛半開啟的窗戶被冷落。

另一個原因更重要：真正的美國民族文學，在此時很難說已經成熟。要到19世紀下半期，惠特曼和狄金森才開啟了真正的美國詩風，馬克·吐溫等人才開拓了真正的美國小說。在那之前，美國文學只是歐洲文學的一個衛星，一個不情願脫離母體的拋出物，而美國文人似乎也滿足於文化殖民地地位，即使標誌著美國文化開始成熟的新英格蘭人文主義（霍桑、梭羅、愛默生），也只是歐洲思想逸出的旁枝。19世紀末之前美國文學各種體裁，提到中國，多半也是學舌歐洲。

這兩個文化要正面直接碰撞，才有可能產生更切實的文學影響。

中國詩與「反象徵主義」

20世紀美國詩歌理論和實踐中一個不斷重申的原則，是強調詩歌語言能呈現（direct presentation），而不是再現（representation）。因此，現代美國詩的基本傾向不僅是反浪漫主義的，而且是反象徵主義的。在現代美國詩中占主導地位的龐德-威廉斯-奧爾森傳統，是用對物象的臨即性（imminence）來代替浪漫主義的繁複比喻，也代替象徵主義的替代暗示。看起來這是文學技巧，有論者卻總結說，他們「努力用一種新的現代，來代替一種出了毛病的文明的體系」。

就詩歌語言而言，歐洲「文明的整個體系」所形成的文化積累，是詩歌語言的象徵意義的構成基礎。象徵建築於文明積累之上。

語言作為文學的工具，或作為人類交流思想的一般工具，是很不順手的。自笛卡爾起，歐洲哲學家就再三聲明語言不堪信任，語言是人類不得已而用之的表達手段。尤其是對於詩歌這種必須在有限的文字內傳達超負荷內容的文體，語言更是顯得笨拙，因此，歐洲非敘事性詩歌的傳統是詩人向讀者間接或直接灌輸抽象的感情或感想，而不是用具象的語言描述或再現引起他感想的事物，藉以誘尋啟示讀者產生相應的體驗。直接說理或抒情，唯理主義與濫情主義（sentimentalism）成為歐洲詩歌傳統的主導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