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强调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广博的基础上力求专精。先生是既博且精的。拜读先生纠谬匡误的文章，首先是叹佩先生学识的广博。因为读书广，而且不是泛泛涉猎，所以一看别人的文章或点校的古籍，很容易就可发现错误。现在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包括自己在内，又究竟读过多少书呢？先生"刊谬难穷时有作"所指出的错误，主要原因就在于读书不多所致。自己现在也在指导研究生，并时时告诫他们要广读精读以至背诵原著，然而青年学生最不肯下苦功的就是读原著，犹不屑于背诵，只是热中于看别人的论著，拼凑自己的观点。如此，何以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至于说专精，只要看先生的《清诗流派史》就可以知道。先生自己说"卡片漫盈箱，有得逾美膳。心劳十四载，书成瘁笔砚""自我肺腑出，未尝只字篡"。（该书《后记》自著诗）先生精研清诗十五年（从积累来说远不止十五年），竭泽而渔，殚精竭虑，才完成这样一部"前所未有，后不可无"（顾炎武语）的巨著，被称为传世经典之作，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这种耐得住清苦寂寞、"不以学术徇利禄"的精神，又哪是当前浮躁学风所能比拟的？先生治学的另一个经验，就是多与学术大师请益和对话。先生善读书，善发现问题。一发现问题，便向一些知名学者请教，从年轻时起就是如此。先生与马一浮、杨树达、王泗原、马叙伦、庞石帚、钱钟书、吕叔湘、朱东润、程千帆、屈守元、白敦仁等学者都有论学或诗作信函往来。与学者高人对话，可以得到很多教益和启发，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对话总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差不多的平台上。与学者大师对话，是必须具备相应的水平的。可以看到，不管是对话，还是切磋，学者们对于先生的见解都是相当钦佩的。像杨树达先生称赞他二十四岁写的《庄子哲学发微》是"发前人之所未发"；钱钟书先生称他的匡谬正俗文章"学富功深""指摘时弊，精密确当，有发聋振聩之用"；屈守元先生称其《清诗流派史》"既扎实又流畅，材料丰富，复有断制，诚佳作也"，并作诗说"卓见显才识""摩诃有高论"，甚至称"有幸读君书，竟欲焚吾砚"；皆非泛泛溢美之词。学术就在这样的交流、讨论、切磋中长进。"平生风义兼师友"，增进学术共有时。先生谈的何止是师友情谊，其实是治学的一个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