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這種在中國人眼裡象徵熱鬧喜慶的顏色，則被清教徒賦予了罪惡的含義。提到清教徒，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反對陳規陋習的衛道士、倡導宗教改革的實業家、堅持真理夢想的新教徒。在改革遭到傳統權威的鎮壓後，他們橫渡大西洋，來到美洲，依據上帝的召喚與心中的藍圖，建起了一片「新英格蘭」理想國。除上述此優點外，清教徒既不矜功自伐，也不放縱恣肆，過著一種清心寡慾的生活。他們反對奢侈浪費，有的甚至反對一切形式的娛樂活動，連聖誕節都免了。霍桑（1804-1864）就是純正的清教徒後裔。祖上曾在新殖民地官居要職，其本人也曾在稅關供職。清教徒的傳統，給了霍桑家族顯赫的榮耀，也給予霍桑本人難以抹去的羞慚。這種心理促成了《紅字》的誕生，並貫穿本書始終。《紅字》取材於真實的歷史事件，篇幅不長，内容可一言以蔽之：赫斯特·普林以有夫之婦的身份與他人相愛，誕下女兒，被判為罪人，並須終生佩戴標誌通姦的紅字「A」（Adultery「通姦」之意）於胸前。雖然赫斯特堅決不供出孩子的生父為何人，但其精於揣摩人心的丈夫卻嗅出牧師丁美斯戴爾的異常，從此，她丈夫化名為齊林沃思，接近並伺機報復牧師。小說的最後，丁美斯戴爾不堪良心折磨，終於道明真相，死在赫斯特懷中，而齊林沃思不久也憂悶而死。婚外情即便在自詡文明和法制的現代人看來，縱然算不上「罪」，也是種「過」，何況在故事發生的17世紀美國的馬薩諸塞新殖民地，清教徒會公開懲罰婚外性行為。霍桑選中這一題材來寫，並且賦予其厚重内涵，正是要抒發對清教徒自以為是的教義的不滿，以及藉此提出對祖輩武斷判決懲處「婚外性行為」所謂「犯罪行為」的異議。霍桑一開場就將赫斯特逼入了絕境——佩戴恥辱的紅字「A」，並在刑臺上曝曬三小時。這種經過總督和受人尊敬的牧師討論後一致同意的「仁慈」的處罰，已經斷絕了她為人的尊嚴與機會，使之置於無力反駁也無從解釋的境地。此後，赫斯特雖然活著，卻是人格缺失的殘廢。她呈現給世界的，則是一副不容侵犯的傲然態度。這雖表明她内心深處拒絕認罪，但其身其心，都已被烙上了「罪婦」的印記，永無洗清的可能。她唯一的機會，就是用善行獲得人們的認可，打消社會的敵意。在這樣努力的過程中，赫斯特覺醒了，所以她愈加悲哀。如果說，從前的不幸來自於她不該開始的婚姻，後期的不幸，則來自於孤獨——舉世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獨清。她獨特的經歷，賦予了她超越時代的思想與要求——人格獨立與婦女解放。一個社會對待女性的態度，反映了這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一個社會女性的追求，則說明了這個社會普遍的追求。不幸的是，在書中描繪的清教徒社會裡，這二者不約而同地讓人失望了。思考著的赫斯特看清了這一社會痼疾，同時也看清了這是一項希望渺茫的使命。於是，她把思維運用到另一項她認為自己義不容辭的任務上——拯救愛人丁美斯戴爾牧師。至此，書中二位主人翁的對比——赫斯特的責任和勇氣與丁美斯戴爾的軟弱和神經質，達到空前鮮明的程度。霍桑並不吝惜直接的批判與表態，但強烈的對比，更能激起讀者共鳴，霍桑深諳此道。「罪婦」赫斯特與世無爭的態度，與清教徒牧師們耽於享樂的對比；赫斯特對不斷加深自己痛苦的同胞付出的憐憫和引發的思考，與社會對她們的隔離與好奇之間的對比，讓人嗅到清教徒社會的陳腐，朽木不可雕，枯枝難為依。而小珍珠與生俱來的天真靈動，與社會歧視帶來的怪癖暴戾之間的對比，更硬生生地驗證了：在心智初開的世代，人們不是無法原諒罪犯，只是更喜歡站在審判者的高度。《紅字》另一偉大之處，在於它開創了心理分析小說的先河。霍桑不吝筆墨地進行了大段的心理分析，並透過環境描寫與氣氛渲染，或烘托人物性格，或闡明環境給人物心理帶來的壓力。尤其是丁美斯戴爾和齊林沃思之間你來我往的試探與防禦，活像在打太極，一招一式步步緊逼，卻都完美契合，讀者似乎能從字裡行間感受到丁美斯戴爾緊張的呼吸，看到齊林沃思魔鬼式的微笑。《紅字》為霍桑贏得了極高的文學地位。愛倫坡稱其作品「屬於藝術的最高層次，一種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