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節後的第二天，我去拜訪老朋友福爾摩斯並祝他節日快樂。我到的時候，他穿著件紫色睡衣懶洋洋地半躺在沙發上，右邊放著煙鬥，前面一大堆剛讀完的各種晨報，沙發旁邊的木椅椅背的拐角上掛著頂又臟又破根本沒法戴了的硬氈帽，椅子上的那把放大鏡和一把鑷子表明是為了方便檢查才把帽子這麼掛著。「你正忙呀？」我說，「沒打擾你吧？」「沒有。我很高興有位朋友來和我聊聊檢查的結果。儘管事情很小，」他指了指那頂舊氈帽，「但與它相關的一些問題並不枯燥無味，甚至還能給我們一些教益呢。」當時已經下霜了，窗子上結著一層厚厚的霜花，挺冷的。我靠壁爐坐下，把手伸到燒得很旺的爐火跟前取暖。「我猜呀，」我說道，「儘管這頂帽子看起來沒什麼，可它肯定關聯到什麼生死攸關的事——它是能幫你解開某個謎團、幫你逮住罪犯的線索。」「不，不關係到犯罪，」福爾摩斯笑著說，「只不過是件怪怪的小事而已。四百多萬人擠在就那麼幾萬平方英里的地方，互相撞一下是很平常的事，在那些爾虞我詐、你爭我搶的人們中，不管發生什麼事都很正常，而其中很多小事情看起來稀奇古怪，但不一定就是犯罪。我們有過類似的經歷了。」「是的，」我說， 「我最近記錄的六個案件中就有三個算不上犯罪。」「確實如此。你讓我想起了安娜·阿德勒相片事件，瑪麗·薩瑟蘭小姐的離奇經歷以及那個歪唇男人的冒險故事。我肯定，現在這件小事也算不上法律範疇内的犯罪。彼得森你認識吧？在警察局門口值班的那個？」「認識。」「這帽子是他拿來的。」「帽子是他的嗎？」「不，這帽子不知是誰的，他是撿來的。你別只把它當破帽子看，把它當作一道智力題吧。我先給你說說它的來歷。事情是這樣的：聖誕節凌晨四點，彼得森從一個小宴會出來，正沿拖騰漢姆法院路回家。你是知道彼得森的，他為人很老實。藉著煤氣街燈的燈光，他看見有個背著一只白鵝的高個子男人一踉一蹌地走著。走到古基街拐彎的地方，高個子突然和幾個流氓打起來了。一個流氓把他的帽子打落在地。為了自衛，他操起棍子四下揮舞著。結果棍子碰到了身後商店的櫥窗，把玻璃打碎了。彼得森沖上去想幫這個高個子一把，結果那人因為打破了玻璃驚慌不已，一看見有個穿警服的人沖過來了，扔下東西拔腿就跑，很快就跑到法院路後面那條彎彎曲曲的小巷裡頭不見了。那些小流氓看見彼得森後也溜了。這樣一來，現場只剩下他和兩樣東西，一頂破氈帽和一只上等的聖誕大肥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