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書信是研究人物及其時代最重要的一手材料，它不只透露著作者的真性情，而且展露那個時代的訊息。與檔案文書、報刊、方志等資料相比，書信、日記類史料別有意味。私人日記一般是當天所寫，也有數日後補寫的，經過逐日、逐月、逐年記錄，累積而成。這種在光陰流轉中逐步形成的編年體文獻，將作者的言行、見聞、思想乃至情緒，隨時定格、固化。日記的「原始性」也因此而與眾不同。

王貽蓀（1918-2009），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的祝塘鎮。父親在鎮上開設雜貨店，販售五穀雜糧。初中畢業後，王貽蓀在江陰縣的民眾學校任職，從事民眾教育工作。不久抗戰爆發，他跟著父親向西遷徙，抵達長江中游的武漢。他在鄉政訓練班受訓後，擔任鄉政助理員，輔導湖北省鄉政建設。隨後在四川綦江考入戰時幹部工作訓練團，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先派湖北見習，數月後調回四川工作。經數年輾轉，最後在重慶落腳，在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任職。

1941年，王貽蓀在連指導員任內看盡新兵訓練問題，1942年，在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主管人事資料。1943年，他調往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管理兵站黨部的工作月報。「檢查各級單位卅二年度送工作月報者，僅區黨部十二單位、區分部九單位而已，尚不及全數四分之一」（5月13日），基層黨部工作的不盡確實，使他多所感慨，經數月整頓後，方漸上軌道。在私人方面，王貽蓀原訂的婚約因抗戰日久而取消，他於是面臨了婚姻問題。由於戰時青年多是離鄉背井孤身出走，只能靠自己覓求對象，「囑戀愛可談則談，不可則待至事業有望需賢內助時，為之物色不遲也，以此自苦，殊不值得」（5月9日），處處可見他們的人生煩惱，也顯示了在烽火下，那一代許多年輕人共同經歷過的苦惱。